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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千三百零八章 真正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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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搞田野调查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制作了三千两百个字的字卡,每到一处地方就找来人读给他听,然后他再用自己设计的一套音标体系给标示出来,最终得到一个几十种方言的巨大“样本库”。

这是真正的水磨功夫,要不是高本汉对汉语爱到了骨子里,逢人就用山东话跟人说“俺本来就是汉人嚜”,到了欧洲还不忘宣传“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换成中国人自己都很难做到这样。

胡适曾经评价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家:“除了伯希和跟高本汉,别人都是洋骗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至也觉得完全可以用这种办法,但是作为中国人,他看到了更多比高本汉更加科学的方法。

还是用粤语来举例,粤语本身还分作“雅言”和“白话”,前者是吟诗作赋戏词公文里边用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粤语歌;

而白话则是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话,这种话包含大量的俚语和语气词,很多特殊的声韵组合,往往就藏在这样的俚语和语气词里,而在正式场合里根本用不到。

如果将这些字卡交给方言使用者读出来,那么他们绝大可能使用“雅言”来表述,也就是说人在那种情况下会有点“端着”,这样就会带来采样的缺失。

因此当周至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辜幼文不但不以为周至这个想法是胡思乱想,反而说道:“有一位声韵学上的前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谁呀?”周至不禁有些欣喜:“那这位前辈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解决了,不过花的时间比较长。”辜幼文笑道:“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古怪,郑张尚芳,听说过吧?”

“他呀!听说过听说过,搞上古音推拟的嘛!”

“诶?你还真知道他?”这下反倒轮到辜幼文惊讶了。

“音韵学奇才嘛,无师自通,我辈典范。”周至说道,他可不会告诉辜幼文在后世网络上,因为有人用佶屈聱牙的所谓“上古音”解读《关雎》,引起过一阵轩然大波。

而网络上流传的那个“上古音”,据说就是利用的“郑张语系”。

但是周至一听就知道那个读音是北方人的口音,连入音都没有掌握,光声调就只有四声,连粤语的九声六调都没有达到,另外在读音里充满了完全不符合汉语传统的诸多弹舌音,过度明显的喉塞音,并不是郑张构拟的上古音体系有什么大问题,而是网上那种读法,还是犯了北方人不听粤语,却只想抱着粤语词典,想根据拼音标注就将粤语读出来的错误,也就造成读出来的《关雎》十分的滑稽可笑。

《诗经》是孔子采集的,而孔子非常强调在正式场合需要使用“雅言”,“雅言是什么”?是周朝国都周围的国人使用的语言,孔子认为它们非常好听,因此称其为“雅言”。

就算是对一种语言丝毫不懂的人,也能从诵读中听出好坏来,就好比让一个丝毫不懂英语的人听话剧演员诵读莎翁歌剧,虽然听不懂,可依然会觉得非常好听,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读出来的《关雎》压根不动听,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读者肯定读错了。

诘诎聱牙,呕哑嘲哳,连韵都押不上,你告诉我这是根据“郑张构拟”读出来的上古“雅言”?

从最基础逻辑上就是不对的。

因此这是后来者的错,却不是郑张尚芳的错。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叫郑张,后来看了他写的着作,才知道他叫郑张尚芳,然后又以为是一位随夫姓的女性。”

“哈哈哈哈……”辜幼文笑道:“这事儿是他自找的,可怨不得谁,老外应用他的论文,也经常用she和her来称呼,哈哈哈哈……”

随后辜幼文开始给周至讲郑张尚芳的故事,周至才知道,自己这穿越者假冒的“天才”,在真正的天才面前,当真是被秒得渣都不剩。

郑张尚芳原名郑祥芳。他在中学读书时遇到了五个同名者,有人写信忘了分高初中,时常彼此拆了对方的信。于是,他就依父母双姓改名为郑张祥芳,以示对父母平等尊重,当时他有个笔名叫“尚芳”,后来合起来便成为“郑张尚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张尚芳的父亲是温州瓯江布厂的经条师傅,因参加工潮,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通缉对象,被迫只身远走他乡。

因此郑张尚芳从小就寄养在永中街道石浦村的外祖父家中。当时,他的外祖父有一本清朝留下来的杂字簿,上面分类记着温州话的生活用字,幼小的郑张尚芳第一次知道温州话的文字表达,由此对方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初中时,语文老师鼓励同学搜集谚语丰富词汇,于是他就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兴趣小组。温州许多土话很难用汉字记录,除了查字典外,他对无法用汉字记的就试着用拼音记录,迈出了探究克服记录土语难题的第一步,并对如何给方言拼音着了迷。

后来,他在温州图书馆找到赵元任撰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书中记载了一整套用国际音标记录温州方言的方法,从而使他真正摸索到了研究语言的科学道路。

初中毕业新中国就成立了,三年高中毕业后,郑张尚芳先后做了地质部物探队员,当过wz市五马中学教师、市图书馆编目员,特殊岁月里还当了十几年的渔业机械厂工人。

为了研究温州话,郑张尚芳经常在温州街头听别人争吵,并当场将吵架的口语记录成卡片。他说,这是研究语言的方法之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一九六六年,他已经积累了俚语方言卡片三万多张,同时搜集到有关温州方言的书籍资料达六十四种。虽然其中一半书籍在动乱中被人抄走,但已经为他打下了坚实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

一直热衷自学语言学。五五年以后的十年当中,发表了拼音及方言等大小文章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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