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园田居9
颜延之抬眼看向桌对面的好友：“兄长，后世对......陛下，似是多有肯定。”
他说得谨慎了，楚棠的倾向性已然相当明显。
陶渊明默然，隔了好一会才悠悠一叹，道：“晋室种种我自知晓，然则我之曾祖受晋室深恩，延及我父，晋虽偏安，仍为正统，我岂可与贼子为伍？况官场浑浊，桓玄也好，刘裕也罢，俱为私利迷眼。
世道沦落，我已年老，早便歇下心思了。延之，你与我一样经历动荡，朝堂如何不消我赘言，只望你千万勿要忘了我的话，及时抽身，以图自保。”
颜延之知道这话的分量，时势动荡多变，自己本便是外放路上顺道而来，归还无期，此次很有可能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故而兄长多次叮嘱，言辞切切。
他心内凄惶，认真地点头：“兄长放心，延之省得。”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池鱼。”仕途的不得意让他再次萌生了田园之思，他决定从刘裕那里辞职了，但他也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到了建威参军刘静宣手下，这里离他的家近，他可以不必“心惮远役”。
同年，陶渊明写了一首诗，诗里说，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我是为了什么从事这些差役啊？我心里日日夜夜都在怀念田园，我怎么能离开那么久呢？他再一次辞官了。这是他第四次辞官，第五次，就是我们熟知的彭泽县令了。】
杜甫轻叹：“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何不早归？”
王维也是叹息：“五仕五隐，未得出路，陶潜亦是寥落之人。”
刘氏觉得意外：“相公不是对陶先生颇有微词吗？”
王维道：“我并不认同他的人生选择，但先生境遇实在寥落，我只是心有戚戚焉罢了。”
【终南朝四代，陶渊明质拙的诗作没有得到充分认同。唐代，李杜王孟等诗人接受了他的桃花源理想，却并未完全接受他的人生选择，王维、杜甫都对陶渊明进行了一定批评。
但我想这是时代使然，在大唐那样一个昂扬的盛世，每个人都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归隐田园在盛唐是不可想象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如王孟这样的田园诗派翘楚，都有仕进之心。
但王维等人到底是发现了陶渊明，及至宋代，在那个以平淡为美的时代，陶渊明的地位急剧上升，几乎可与杜甫比肩，陶渊明，也成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人格、他的桃花源理想、他的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风，影响了一代代文人，千载之下，如缕不绝。】
咸阳。
嬴政心中微怔：盛世者，文昌武治，百姓乐业，四夷咸服。那唐朝到底是有多强盛，才会被后代称作盛世，以至于让楚棠不经意提起，都那样理所当然，甚至暗含神往？
未央宫。
刘彻也有点酸：唐是汉后面的朝代，竟然在后世得了个盛世的称号，那岂不是说汉不如唐？汉武陛下有些微妙的不平衡了，比不过秦始皇就算了，怎么后面的朝代也比不上？
比起秦皇汉武的各有所思，太极宫中的贞观君臣就高兴多了。
“天佑大唐，天佑陛下，我朝在后世仍有盛世之称！”
有官员喜形于色的赞道，话音刚落，一道略显冷利的声音就开始反驳：
“天如何佑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为先，励精图治，才有盛世之期，难道我朝有成就，都是天赐的不成？”
那人想要争辩，一看，是素来刚直冷静的魏征魏大夫，默默闭上嘴。
李世民将臣子的官司看在眼里，朗笑着接话道：“魏卿说得是，所谓盛世，须是百姓乐业，关河宁定，无内忧，无外患。大唐虽定，犹有不及，朕德薄年少，尚需诸位大人勠力同心，方能实现后世之期，缔造一个盛世大唐。”
众臣俱是感受到这番话里的恳切与期许，纷纷拱手下拜：“愿助陛下共建盛世大唐！”
刚刚叹息完的王维有些反应不过来：自己在后世，好像还挺有名的？
杜甫则是面露激动：水镜说杜李王孟，那个李一定是李太白！自己与太白兄并称了！！
【还是回到王维的论陶诗，“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以诗心见诗心，王维确实入木三分。
“任真”是陶渊明的品质，一方面是热爱自然，一方面是拒绝一切虚伪矫饰。陶渊明的归隐固然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也有对道德人格的坚守。】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生活实在潦倒，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士大夫在种田上有多高的天赋呢？所以他的现状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甚至，有时候他还要出去乞食。】
水镜上放出了他的《乞食》诗，颜延之抬眼去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他念不下去了，他想说兄长你受苦了，却在看到对方淡然的神色时将话咽了回去，即使惶惶如丧家之犬，兄长仍然心有持守，世俗苦楚，于他似乎无有挂碍。
北宋。
苏轼也在读水镜上的诗，即使他早已默诵于心许多遍：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乞食之事对士人来说不可谓不窘迫，然而先生在主家馈赠时候便能放下挂碍，与之言谈终日，饮酒赋诗，欣欣然似有遇知交之意，可知先生之心，安平和乐。”
苏辙道：“当日吴均曾有‘望峰息心’之句，靖节先生之和乐，是因他对经纶事物已然息心，故而安贫乐道，而我等后人，便是望先生而息心吧！”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但他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以。于是陶渊明以诗明志，“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确实是圣人之徒。
回到最初的问题，陶渊明的选择归隐，是否体现了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答案当然不是。
从当初因为“亲老家贫”出仕，到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于田园，陶渊明可以说亲身参与了晋宋两代的动荡。
他也曾尝试匡扶晋室，然而每一次都所托非人，面对污浊的世道和肮脏丑恶的统治集团，一个书生能做什么呢？他只能拒绝，只能离开，以这种决然的姿态进行抗争。他的归隐，何尝不是对世俗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