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章。模糊处理

军各部队就不敢孤军冒进扑向上海，他们弄不清六十七军在上海到底有多少部队，怕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只有等部队完成集结，从水路赶到上海附近，日军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到了那个时候，八十师主力早已返回粤北，就只剩于明在上海唱空城计了。以于明的身手，又有精锐得天下无出其右的特勤队一中队保护，偷越日军封锁线并非难事。

于明年轻气盛，电报一发就万事大吉，不知道韩勇和李钦文等人他们在地图前揣摩再三，眼睛都快熬瞎了。最后，李钦文一句话总结到位：“与袭占上海取得的成果相比，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小了许多。以于明的身手，小鬼子想困住他，恐怕下辈子都做不到。给于明发报，授权他自由裁定，最后留在上海的人越少越好，只剩他一个人最好，一点负担都没有！”

于明一身武功，高明得超乎想像，给他身边多派一个人都是多增加一个负担。如果是他一个人，那么高明的身手，流利的英语、日语，不要说是小鬼子了，就是英国佬、美国佬，恐怕都拿他没办法。所以，李钦文才说出了让于明自由裁定的话。

犹太人和华夏的不解情缘发端很早，学术界考证有周朝或周朝以前说、汉朝说、唐朝说等三种观点。无论这三种观点是哪一种正确，但宋朝的京城开封是华夏古代犹太人的主要聚居中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国际犹太人组织在关心开封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当然，令国际犹太组织想不到的是，宗教凝聚力那么强的犹太人，竟然在华夏的土地上被同化。开封竟然找不到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了。汉民族、汉文化的同化力犹如浩浩大海一般，吸纳了古代犹太人的涓涓细流。

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年代至今的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

中东塞法迪犹太人属于经济型移民，先是靠贩大烟起家，暴富后在上海投资地产，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这部分人约有1000人左右，形成了塞法尔迪中东犹太人社团。

俄罗斯犹太人属于政治移民。这部分犹太人是从俄罗斯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通过海路或铁路到上海的。分三批，第一批是十月革命前因为沙俄排犹而逃向哈尔滨进而悄悄迁往上海的犹太人。第二批是十月革命后大批涌向哈尔滨的犹太人，其中一部分辗转到了上海。第三批是九一八事变后从哈尔滨逃亡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在上海总数大约4000人左右，组建有阿什肯纳兹俄罗斯犹太人社团。

中欧国家犹太难民问题起因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掀起的反犹浪潮。

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反犹、排犹情绪。希特勒利用了这种情绪，并把犹太人说成是全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种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坏者。到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召开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时候，竟然制定了新法律，公然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说起犹太难民大规模逃往华夏，有两个原因必须说清楚。

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因素。犹太人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民族，最擅长经商、积累财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让日本人的眼睛都红了，急于开发东北的资源，好支持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开始的时候，关东军试验从日本移民到东北，结果第一批移民计划失败，最后只剩下两户移民留在移民村。这个时候，日本人瞄准了富裕的犹太人，一些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开始研究尝试利用犹太资本建设东北问题，因为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取悦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大，日本人这样做，容易引起美国犹太资本家的好感。

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基础的。日俄战争的时候，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雅可布·歇夫出于对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排犹政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雅可布·歇夫共进午餐。也就是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和犹太人之间有传统友谊。

等到希特勒上台后一搞反犹运动，日本就制定了个“河豚计划”。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1934年在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这就是河豚计划的滥觞。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