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 唤群臣议政，召各地强兵7

料的相关记载及诸多旁证中，却可以发现荀彧提出的“4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

官渡之战持续1年有余（199-200），战况非常胶着，可知袁、曹实力相似。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是由“许攸叛变”、“乌巢失守”等偶然因素导致，并非“4胜”之效验。

1言蔽之，曹操侥幸胜出，只是因为袁绍内部矛盾加剧、引起内讧所致。

无论是“4胜论”还是“十胜论”，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

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多所粉饰，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用以虚张声势。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但这种讳败为胜、颠倒黑白的言论，也确属无奈之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4胜论”的提出背景，是在建安2年（197）曹操惨败于张绣之后，彼时曹营人心浮动，曹操也痛失子侄（曹昂、曹安民），亟需精神安慰，因此这种惑众之言才能大行其道。

（张）绣败太祖军于宛。（袁）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魏书荀彧传》

不过随着官渡之战（200）以后的强弱易主，曹操集团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4胜论”也便愈发流行，与郭嘉的“十胜论”并行于世。

令人惋惜的是，袁绍虽然在“度、谋、武、德”4方面力压曹操，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输掉了官渡之战；

因此他的种种闪光点，也被随之抹煞。

“成王败寇”1贯是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袁绍也因此沦为历史的陪衬角色，甚至是并不光彩的陪衬角色。

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导下，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绍，在“德行”方面竟也输给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

这种“颠倒黑白、过犹不及”的历史构建，无疑是天大的讽刺。

概而论之，无论是“4胜”还是“十胜”，与历史真相均相去甚远。

诚如意大利学者所言，1切历史，实则都是当代史。